【周末深读】魏加宁：中国经济须改革与刺激双管齐下
文/魏加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原创声明：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6月24日的第六次“CF40-NRI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原标题为《中日比较：通货紧缩与对策思考》，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当前中国存在三大结构性问题：一是结构性通货紧缩，二是结构性失业，三是结构性错配。
对于当前的宏观政策，我们可以借鉴当年朱镕基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经验——供给与需求双侧发力，改革与刺激双轮驱动：首先，处理好输血、止痛、动手术的关系；其次，加快供给侧改革，着力解决僵尸企业退出问题；再次，定向刺激需求侧，找准发展瓶颈，推进定向扩张政策。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企业从正常状态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危机时的追求“负债最小化”。加利·西林建立了政府、银行、企业、居民的四部门分析框架，对通货紧缩进行全面分析。我们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由中央政府、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对外部门六部门资产负债表（或资金流量表）构成的矩阵分析方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日本的通货紧缩状况进行了回顾，得出了六点经验教训：
第一，单纯依靠宏观刺激政策而缺乏有力的结构性改革是导致日本长期掉入通货紧缩陷阱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
第二，僵化的公共投资体制是导致财政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
第三，不良债权处理不及时是导致货币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
第四，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导致通货紧缩不断加剧；
第五，资金大量流向海外部门，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是通货紧缩持续的深层次原因。
在中国学术界，有关通货紧缩的定义存在着争议。
“一要素说”的观点认为，通缩是通胀的反义词，表示物价全面持续下降；
“双要素说”的观点认为，通缩是一种货币现象，它表现为货币紧缩+物价下降；
“三要素说”的观点认为，通缩表现为货币紧缩+物价下行+经济衰退。
由于大家对通缩的定义本身存在分歧，所以对中国目前是否已经进入通缩状态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三大结构性问题。
一是结构性通缩，所谓的结构性通货紧缩就是PPI已经连续51个月负增长，但是CPI仍然保持正增长，如下图1、图2所示。这与1998年上一轮通货紧缩有着很大的不同。并且，1998年通货紧缩时是食品价格水平低于非食品价格，而此次通货紧缩是食品价格高于非食品价格，因此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恐怕更加敏感。
二是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东北、西北地区出现大量的下岗职工，或者待下岗职工。东北每年人口流失达200万以上，目前海南省三亚市将近有一半的人口来自于东北，甚至有一个说法叫做“黑龙江省三亚市”。但是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这些地区在拼命开发机器人，甚至提出了“用机器换人”的口号。根据我们发展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工成本上升，占到71.9%（如图4所示）。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年以来在人工成本上有所增加的企业占到了57.8%，明显增加的占到24.5%（如图5所示）。而2015年，在调查问卷的企业家中，具有“用机器代替人”意愿的企业家已经占到了65.9%（如图6所示）。
图4 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
图5 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年以来企业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变化情况（%）
图6 2015年企业是否有提高自动化水平（机器代替人）意愿（%）
三是结构性错配。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图7表示企业家对本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判断，由2012年的67.1%上升到了2015年的74.7%。而企业的设备利用率由2012年的72.7%下降到了2015年的67.8%（如图8所示）。
但是另一方面，养老、医疗、教育、环保等方面严重供给不足。问卷调查显示（调查单位同上），十三五时期企业家最看好的行业是养老行业，占比50.3%。《北京晚报》去年曾在头版头条发过一条消息，说是北京人要想到官方的养老院养老至少要排队100年。在医疗方面，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老龄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医保制度的改善，对医疗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不仅仅是北京，其他大城市的大医院也都是人满为患。在教育方面上，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每位家长都要花费大量心血和人力物力财力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是好学校明显不足。
注：图中数据为企业家认为本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比重。
图8 企业的设备利用率情况（%）
回顾历史，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第一次出现通货紧缩，当时的朱镕基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呢？在吴敬琏老师所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一书中的宏观部分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
在需求侧，首先，朱镕基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共发行了5100亿国债，用于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发电项目等等。再有，银行提供配套贷款，当时国有银行提供了相应规模的贷款。另外，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为“宽松”，连续七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还有两条改革措施，我个人认为也应该归入需求侧。一是住房制度改革。记忆犹新的是，1983年我在社科院工作时，写的第一篇学术动态的文章就是综述各位专家关于住房能不能买卖的意见。当时，专家们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到了1998年，朱镕基政府果断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可以买卖了，从而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二是中国加入WTO，从需求侧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在供给侧，朱镕基政府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国企改革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把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二是对包括石油、通信、电力等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上市。由于推进国企改革会产生职工下岗问题，于是朱镕基政府采取措施大力扶持民营中小企业来增加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在中央层面，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司；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在金融领域，朱镕基指示金融机构增加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在出口方面，朱镕基政府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从而打开了出口供给的大门。
从下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自1998年到2002年，国有投资逐渐下降，民间投资逐渐上升。
（一）处理好输血、止痛、动手术的关系
目前，中国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继续投放财政货币信贷资金来刺激经济，我把它比喻为“输血”，或者是“打激素”。
第二种观点，把“新常态”解释为适应一下就好，不需要进行任何改革，我把它比喻为“打止痛针”、“打麻药”。
第三种观点认为要加快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我把它比喻为“动手术”，实际上是为了“止血”。
我个人对这三种观点的看法：
关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主动脉在大量出血，即使输多少血也流不到毛细血管，并且还有可能心脏会承受不了。也就是说，如果国有企业在大量出血、地方政府在大量出血，不管输多少血可能也流不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最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关于第二种观点，众所周知，阑尾炎最怕的是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可以暂时忍受一会，但是等到药劲过后，由于拖延太久可能已经“穿孔”了，想抢救都来不及了！所以第二种观点我认为也有危险。
关于第三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动手术、止血，打一点麻药和止痛针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光输血、打麻药和止痛针，迟迟不动手术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大的问题。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僵尸企业退不出去，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主要是因为已经没有钱用来安置下岗职工；而商业银行不愿意僵尸企业退出是因为担心不良资产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从图9我们可以看出，目前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和不良贷款余额都在不断上升。另外，尽管目前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在13-15%的较高水平上，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来自于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2015年却一直呈负增长趋势（如图10所示）。问题是，银行贷款到底都去哪了？去年上半年股市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的判断是可能进了股市。但是现在呢？我个人的判断是银行贷款很可能去堵了窟窿。所以这个风险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问题：究竟是应当依靠加强自上而下的党的领导，还是要依靠强化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日本专家小林实先生早在1985年中国的“巴山轮会议”上就曾经指出：当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试图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他认为：此路一定走不通（参见“巴山轮会议”相关文献）。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小林实先生的这个预言，戈尔巴乔夫正是因为发现此路不通之后才转向了改革。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是推进财务公开，将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公之于众，让13亿所有者（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都可能看到，我想，13亿人中总会有那么几个人会真正关心的，因此，监督的效果肯定要比仅仅依靠几个上级领导要管用的多。
图9 2014-2015年银行不良贷款
图10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来自于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
（三）实施需求侧有效刺激
我赞成余永定老师的观点，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据统计，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测算值在7.19%左右（如图11所示）；而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低于7%。所以，我们应该找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推进定向扩张政策，实施需求侧有效刺激。例如，趁着PPI持续负增长、建设成本明显下降的时候，抓紧推出一些类似“三峡大坝”那样的大项目，但采取PPP等新的融资方式，用公共投资吸引民间投资投向那些早晚都要建设、早建设早受益的大型基础设施，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图11 “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综上，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应当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侧发力，改革和刺激双管齐下。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可能连“L型”都没法实现，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加快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宏观刺激政策的话，中国经济还是有可能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
这里我特别想强调指出，我们在进行“改革推进方式”课题研究时发现，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改革周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如图12所示），（可参见《改革方法论与推进方式研究》一书）。所以我坚信，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继续推进的话，中国经济还是能够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规定的改革目标。
图12 中国的“改革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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